文學史上驚世駭俗的東西——新的文體或新的風格等，如鮑照詩風、南朝民歌之類，如果不經過改進，就不會被主流社會所接受;也就是說，俗文學只有經過改進，才能進入主流社會，從而成為文學主流。

　　文學史的實際進程告訴我們，南朝梁、陳詩風是沿著鮑照一派的路子延續(xù)下來的。鐘嶸《詩品·下》引其從祖鐘憲的話：“大明、泰始中，鮑、休美文，殊已動俗�！笨梢婖U照詩風在劉宋末期的影響力�！对娖贰ば颉酚址Q齊梁之時“謂鮑照羲皇上人”的尊鮑之風。近人劉師培的《中國中古文學史》中也稱：“梁代宮體，別為新變也。宮體之名，雖始于梁;然側艷之辭，起源自昔……其以此體施于五言詩者，亦始晉、宋之間，后有鮑照，前則惠休�！�

　　鮑照的怪誕風格難以重復

　　實際上，鮑照的詩風起初是受到時人的批評與鄙視的，如《南史·顏延之傳》載：“(顏延之稱)惠休制作，委巷間歌謠耳，方當誤后生�！庇秩纾�《南齊書·文學傳論》提到鮑照詩風時已有貶義：“亦猶五色之有紅紫，八音之有鄭、衛(wèi)�！薄对娖贰ぶ小吩u價鮑照詩歌“頗傷清雅之道，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”，只是“輕薄之徒”學習的。上流社會只認可顏(延之)、謝(靈運)詩風而不認可鮑照詩風，這從齊末至梁初人們不大提鮑照即可看出。如《宋書·謝靈運傳論》曰：“爰逮宋氏，顏、謝騰聲。靈運之興會標舉，延年之體裁明密，并方軌前秀，垂范后昆�！眲③摹段男牡颀垺�時序》曰：“自宋武愛文，文帝彬雅，秉文之德，孝武多才，英采云構。自明帝以下，文理替矣。爾其縉紳之林，霞蔚而飆起。王、袁聯(lián)宗以龍章，顏、謝重葉以鳳采，何、范、張、沈之徒，亦不可勝數(shù)也。蓋聞之于世，故略舉大較�！彼麄冋f到劉宋詩風時，并沒有提到鮑照。但為什么鮑照這樣的詩風在日后會成為主流?

　　原因不難理解，那就是即便鮑照驚世駭俗、發(fā)聾振聵的“美文”可以打動上流社會，但學習鮑照卻很難成功，或者說，鮑照的怪誕風格是難以重復的。這在鮑照的自身創(chuàng)作上已有所體現(xiàn)�！赌鲜贰�鮑照傳》載：“上好為文章，自謂人莫能及，照悟其旨，為文章多鄙言累句。咸謂照才盡，實不然也。”鮑照后半生有段時間的創(chuàng)作“多鄙言累句”，這里認為鮑照是怕有“以文陵主”之嫌而故意為之，但不管什么原因，人們都覺得其創(chuàng)作不如以往那么警策，即其文風失去了以往的怪誕、匪夷所思所帶來的沖擊力、新鮮感，或者說不能以新的怪誕來延續(xù)以往的怪誕了。

　　引“俗”入雅以推廣“俗”創(chuàng)作

　　可以說，鮑照“顛覆閱讀”的創(chuàng)作方式就是“俗”，即向民歌學習與寫側艷之辭，其出色之處與對后世影響較大之處也在于此，而這兩點在齊梁時期也確實成為主流。那么，鮑照所提倡、追求的東西，即所謂的怪誕是如何被上流社會所接受的?其重任就“落”在沈約肩上。首先是沈約的詩歌創(chuàng)作繼續(xù)了鮑照的題材、體裁;其次是他讓題材、體裁的怪誕成為不怪誕，讓其險急、險俗成為不險急、不險俗，并使其正大光明、坦坦蕩蕩地發(fā)展起來。從根本上說，沈約既堅持“俗”又改變“險急”的做法，所謂引“俗”入雅，以推廣“俗”的創(chuàng)作。以下嘗試論之。

　　其一，先看鮑照與沈約七言詩的比較。在鮑照的《擬行路難》之后，創(chuàng)作《行路難》形成風氣。據《樂府詩集》載，南北朝時計有僧寶月、吳均、費昶、王筠諸人有此類作品，雖然“備言世路艱難及離別悲傷之意，多以君不見為首”不變，仍保持鮑照的格調，但雅化的傾向還是能看出來的�？傮w說來，就是不再那么憤激地述說自己了。因此，雅化可視為一種時尚。如《白纻》，這是較早進入宮廷且在南朝沿用較久的舞曲，沈約對其進行過改制，其中《四時白纻歌》五首，是梁武帝敕沈約而作，且梁武帝作了后半部分。

　　同是《白纻》，與鮑照之作的濃艷激烈相比，沈約之作就顯得含蓄、清雅。就景物而言，沈約“白露欲凝”與鮑照“窮秋九月”有一“欲”一“窮”的區(qū)別;就寫女性的姿容、神情而言，沈約諸如“如嬌如怨”、“含笑流眄”、“含情送意遙相親”、“嫣然一轉亂心神”、“吐情寄君”、“長袖拂面”、“一朝得意心相許”等，都寫得含情脈脈、嬌羞里帶著誘惑。鮑照的“險急”與沈約的“清怨”，這二者的區(qū)別非常清楚。由“險急”到“清怨”，鮑照提倡的七言詩經沈約的努力后顯示出文人氣象，從而更廣泛地在社會上流傳。

　　其二，沈約吟詠女性的雅化。一是以描摹現(xiàn)實的面目出現(xiàn)，如《少年新婚為之詠》之類;二是含蓄，如寫女性的嬌羞，見其《六憶四首·其四》：“憶眠時，人眠強未眠。解羅不待勸，就枕更須牽。復恐傍人見，嬌羞在燭前�！币雅c鮑照“操調險急”的激烈截然不同。雖然鮑照寫女性還有些真實情感的流露，所謂“實是愁苦節(jié)，惆悵憶情親”、“人生貴得意，懷愿待君申”云云，但宮體詩并未接受這些，而沈約的宮體詩寫女性就是寫女性，無所謂自己的寄托。

　　其三，人稱鮑照“發(fā)唱驚挺，操調險急”時，沈約正在積極推行音律和諧的“永明體”。沈約一方面倡導寫女性之類的通俗詩歌風氣，一方面又提倡音律，顯然是想把雅俗二者結合起來;而作為一個正統(tǒng)文化的代言人，沈約當然要引俗入雅。

　　其四，鮑照與沈約及同時代詩人都創(chuàng)作了一些當時流行的南朝樂府，也都創(chuàng)作了大量的漢魏舊曲作品。我們注意到，沈約諸人的作品是有創(chuàng)意的改制，如《謝宣城集》載有兩組《同沈右率諸公賦鼓吹曲名先成為次》(作者為沈約、范云、謝眺等人)，《樂府詩集·鼓吹曲辭》題解引文稱其中的《巫山高》，“雜以陽臺神女之事，無復遠望思歸之意也”;稱《芳樹》，“但言時暮、眾芳歇絕而已”;稱《有所思》，“但言離思而已”;稱《臨高臺》，“但言臨望傷情而已”。這些對沈約諸人的評價涉及其對舊曲的改制，有兩方面值得注意，一是世俗化傾向，二是增添了愛情內容。

　　《南齊書·文學傳論》稱劉宋文學“三體”，即顏、謝、鮑也;又稱南齊文學為超出“三體”的“雜以風謠，輕唇利吻，不雅不俗，獨中胸懷”，這說的簡直就是沈約對鮑照的繼承與發(fā)展。日后的宮體詩，也是依照此路徑而來，如宮體詩大家蕭綱、蕭繹兄弟，就十分贊賞沈約的詩歌�！读簳�·何遜傳》載，蕭綱稱沈約之詩為“冠冕”、“楷模”，蕭繹稱“詩多而能者沈約”，作詩都有唯沈約馬首是瞻的意思。

　　文學史家所做的工作就是重建文學的歷史。這種重建，并非排列文學史事、作家作品那么簡單，那些叫做“封神榜”、花名冊，不叫文學史。文學史旨在展示文學發(fā)展歷史上的每一步是如何而來，其一個個環(huán)節(jié)是什么，后一步與前一步的聯(lián)系又在什么地方。而我們論證文學史的意義在于：文學史上驚世駭俗的東西——新的文體或新的風格等，如鮑照詩風、南朝民歌之類，如果不經過改進，就不會被主流社會所接受;也就是說，俗文學只有經過改進，才能進入主流社會，從而成為文學主流。

　　(作者單位：廣西師范大學中文系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