躍進時期，朱東潤老先生作為復旦中文系主任，自然被推上講臺作“多快好省”宣言�？墒抢舷壬鷧s牙根緊咬，面色難看。簡直要上刑場似的，支吾了半天才說出話來：“我原計劃五年完成的三本書，現計劃三年完成！”話音剛落，臺下便是一片哄笑之聲�！疤�慢了！”可是老先生的倔勁卻上來了，怎么說都不愿再讓步：“不可以！不可以再少了！最少三年！”

　　這如果是被日碼萬字的當代作家看見了，怕也是要笑掉大牙的。何必這么“倔”？何必跟“效率”較勁？真的是一根筋！

　　的確，對于講求效率的智慧的當代人來講，如此的做法，實在是不知變通，乃至于冥頑不靈了。三年，豈止是三本，著作等身怕更不是問題。只須想“坐家”，輕敲鍵盤，日碼萬字也能輕松搞定。只不過，這樣隨緣、這樣寫作，其成就怕也如稀釋過的咖啡，醇香不再，喝起來恰如變了質的白開水。

　　同樣“冥頑不靈”的，還有歷史學家江衍振老先生。他曾一度名聲鵲起，然而他的出名，卻不是由于有多少的“智慧”，而是由于“笨”。十多年的時間，老先生統(tǒng)共寫了三本書，加起來不過七十余萬字，平均到天天不過百余字。然而，為了搜集史料，老先生訪遍了各地圖書館、書庫，翻閱了兩千多萬字的史料，直是“上窮碧落下黃泉”。這樣辛苦這樣笨，甚至弄得幾天幾夜不眠不休，最后才有了那樣一點老笨結晶。然而，如此的著作，定心讀來，方知是“字字含血”啊！

　　二老的作為，認認真真地昭示：真的的智慧，往往始于“倔”、成于“笨”，在于甘坐冷板凳，倔傲地向浮躁叫板，堅定地從“笨”處著手。古人吟詩“兩句三年得，一吟淚雙流”，方才有“語不驚人死不休”的震驚。然而，這種精神離今天的大家實在太遠了。在速度與效率所帶來的`緊張與刺激中，精品之作也離大家愈加遠。我不敢說今天市場上的作品全部流于平庸，但在市場收益的引誘下，可以一定的是，有一部分，甚至是一大多數作品，早已隨浮華而去！“流水落花春去也”，這流失了的春華，恰恰是大家最可珍惜的“智慧”。

　　什么時間，大家的作家可以再一次手拍胸膛，咬牙切齒：“不可以，最少三年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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